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维度；人文理念
论文摘要：审视和评价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维度可以是多元的。应当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初始价值与衍生价值、核心价值与附属价值之间的关联与区别。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历史文化遗产陷入可能同时被简单处理与被过度消费的双重险境。因此，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必须确立人文价值优先的理念，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共处，最终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遗产在让人们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生活的意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以其特定的时空形态渗透于当代人的生活中，进而跨越当代对未来产生持久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鲜活”的文化资源，内含着现实社会中个人都难以比拟的精神生命。在现代社会中，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消费，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共同任务，而开展这项工作的前提是确立正确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观，因为“价值观和评价过程是整个遗产概念以及遗产保护实践的基础”。
一、初始价值与衍生价值：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衍生现象
一般而言，人们都不会提出历史文化遗产是否有价值的疑问，因为凡是被列入各级各类文化遗产名单的，都已经符合某种价值标准。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中对世界遗产的界定是：“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很显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是成为世界遗产的的核心标准。至于这种“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具体内涵，《公约》中并没有进一步阐明。笔者认为，所谓历史文化遗产的普遍性价值，实际上就是一种普世价值，即为全体人类所共同信守的基本价值追求，如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等。当然，每一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取向，无不又带有鲜明的民族个性，甚至正是这种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民族文化特征，才使之成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
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物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表征，历史文化遗产从被创造出来之日开始就被赋予某种特定的价值。这也符合人们对于文化本质的理解。梁启超先生认为：“文化者，人类心智所开启的有价值的共业也”。不仅如此，而且“遗产的文化价值本身是无形的、多面的，它包括审美历史、精神、社会和符号等因素。文化遗产的初始价值在于它能够满足和实现创造者的某种目的或需要，如建造长城旨在抵御外族进犯，开凿龙门石窟旨在阐释佛教义理，建造紫禁城则旨在彰显皇权规制。当然，严格意义上说，长城或紫禁城在它最初被建造、并按照建造者的需求发挥作用的时期，还不是“历史文化遗产”，“遗产”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当某种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文化存在被称为“遗产”时，它已经被纳人历史的视野，具有了初始价值以外的“历史价值”——衍生价值，诸如唤醒历史记忆、启迪创造心智、激发生命激情、感悟信仰超越、体验审美愉悦等等。显然，历史文化遗产所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些价值功能，并不一定是它的初始价值，而是随着历史发展和情境变迁，不同时代的人们与历史文化遗产之间构建的新的价值关系。例如今日人们登临长城，多以感怀历史、观览风光为主，重在感受长城形态气势之俊伟磅礴。当然，这种衍生价值依然离不开其初始价值的支撑，正是二者之间存在着的时空重叠现象，又进一步化生出历史文化遗产特有的精神魅力。
历史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具有价值衍生功能，根本原因在于文化遗产与人类之间存在的主客体相互建构关系。一方面，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已在”的客体，对人类的思想情感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塑造着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另一方面，人类作为能动的认识和实践主体，总是不断调整和更新着自身与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依据当下的主体需求，重新定位和阐释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自身的价值内涵。在这一双向建构的过程中，历史文化遗产空间形态上的改变(或保持)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更为关键的乃是时间因素，时间长度本身对于文化遗产就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要素，是构成历史文化遗产衍生价值的重要变量，换言之，文化遗产的年代愈久远，其衍生的历史价值就会愈增加，反之亦然。更为实质的意义还在于，文化遗产的时间变量还在于它意味着人类主体的自我变迁，在这种变迁过程中，人类会将自己身处其中的时代精神投射到历史文化遗产上去，从而在历史文化遗产中发现前所未有的新的意义和价值。正如传统的儒家经典——六经——同样也是文化遗产，在传统宗法制社会中，人们视其为“修齐治平”的圭臬，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受到西方价值体系影响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则认为六经是禁锢人民精神的枷锁，而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当下人们在言及六经时，就会更多地发现其作为中华文化元典的原创价值和历史影响。特别是在面临全球化时代可能导致民族认同危机、市场化趋向引发伦理失范等现实问题的时候，人们通过重新解读儒家经典，会发现六经中还具有维系民族命脉、彰显人文精神、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价值。不久前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其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为题材与主题(击缶、读经、汉字、书法、丝绸之路、京剧昆曲等)的创意赢得了巨大成功，也昭示了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开放性与衍生性，仍然能给当今人类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强烈的精神愉悦。
二、核心价值与附属价值：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结构形态
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实体存在具有惟一性和确定性，但作为一种价值符号则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因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遗产进行多种阐释和解读。比如秦始皇陵兵马俑，不仅具有体现秦代科技水平、军事思想的认识价值，而且具有展示生命力量、体态造型的美学价值；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传统层面的人文价值，而且具有价值连城的经济价值。历史文化遗产这种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所呈现出来的价值维度，共同构成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结构形态。而且这一结构形态愈复杂，价值维度愈多样，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就愈高。
但是，在这种多维度的价值结构中，每一种价值之间并非是互相并列或可以简单相加的，其中有一些是决定历史文化遗产基本性质与功能的要素，属于历史文化遗产自身具有的核心性价值，而有些则是人们围绕历史文化遗产核心功能所逐渐附加于其上的价值意义。例如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布局合理、运行科学，与环境和谐结合，在历史和科学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于2000年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4届大会上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首要价值是什么?毫无疑问，还是在于它能够防洪和灌溉，造福于成都平原。没有都江堰在水利灌溉方面的独特功能，整个都江堰文化遗产的价值就失去了依托。至于与之相连的“二王庙”、安澜桥与飞沙堰等等景观，其文化历史价值也都源于都江堰的核心价值的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样，孔府孔庙孔林的核心价值在于向历史和未来昭示着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不朽。这是“三孔”文化遗产不同于故宫或其他古代纪念性建筑群的最重要的方面，其中历史文物的观赏性、教育性，作为文化遗产的附属价值，都是与其核心价值相联系的，而且也是它的初始价值。
不过，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与初始价值，既有关联又并不完全等同。有些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就是其初始价值，如上述都江堰水利工程即是一例；但许多时候，由于文化遗产价值的历时性变迁和主客体之间的双向建构，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更多地表现为主体的主动建构，即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主体的当下需求，赋予或发现文化遗产具有某种新的价值特征，并逐渐把这种新的价值特征视作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如万里长城，其军事价值是它的初始价值，也曾经是它存在的核心价值，但是进入当代社会，其军事价值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今天的人们更看重长城在激发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以及艺术审美方面所具有的教育价值。这样，万里长城的当下核心价值乃是其综合性教育价值，而不是其原初的军事价值。当然，这种教育价值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的，而是作为初始价值的现代衍生价值，与历史上长城的初始价值是密不可分的。
三、共存与冲突：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困境
如果从人类社会历史河流的不可切割性角度来思考，“当代”一词的含义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因为历史文化传统始终与当代人共生共存于同一个时空中．共同构成了“当代”的文化系统与景观。但是，在实际生活之中，出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把“历史”与“现代”割裂开来，甚至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矛盾对立的关系，使得历史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紧张，并时常陷入一种“存在或毁灭”的困境中。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考察。
首先从精神文化层面看，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思潮变革时期，由于新旧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文化遗产很可能被作为旧的历史传统的象征而受到质疑、否定和批判。例如，雷峰塔曾是杭州西湖的著名文物古迹，《西湖志》中这样赞美“雷峰夕照”：“孤塔岿然独存，砖皆赤色，藤萝牵引，苍翠可爱，日光西照，亭台金碧，与山光倒映，如金镜初开，火珠将附。虽赤城枉霞不是过也。”但是鲁迅先生从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价值观出发，曾把雷峰塔视作封建专制、扼杀自由的文化象征物，对塔的倒掉的态度是：“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基于同样的价值取向，鲁迅先生对于长城、京剧、中医等中华民族文化遗产都表示了某种的否定和批判。毋庸讳言，思想文化界精神领袖的这种态度，影响波及蔓延到政治、经济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特别是在建国以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后，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破四旧、立四新”成为“文革”期间的普遍现象，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我们当然理解鲁迅先生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激烈态度的理由，也许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特定时期文化变革与进步的必然选择。这里只是以此说明，历史文化遗产并不总是能够与当下社会的主导价值和谐共存，长相共处的。
其次从现实功利层面看，历史文化遗产与社会经济建设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些冲突。在许多时候，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往往被消极地理解成“为过去付费”，特别是政府的决策者往往认为，不应当让历史文化遗产阻碍社会经济建设规划的实施，而在二者之间出现某种冲突时，就会牺牲历史文化遗产。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为改善北京市交通和加快城市建设，决定拆除北京旧城墙，尽管这一决定受到梁思成等专家的反对，但北京老城最终还是难逃被拆除的厄运。至今一些人士提到此事还是痛心疾首。特别是到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今天，文化遗产受到破坏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所谓“市长”与“专家”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城市建设”与“遗产保护”之间的价值冲突问题。例如在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建设工程中，尽管对三峡库区大量的历史文物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或保护，但对于具有不可复原性的某些历史文物来说，即使在发掘后进行了迁徙或重建，其遗产价值都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
但是，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们也开始发现历史文化遗产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或市场价值。目前，一门旨在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学价值的学科——文化遗产经济学一已经悄然兴起。这种理论强调，审视和评价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除了美学或精神的维度外，还具有经济维度，特别是在旅游产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与其他产品相似的可消费性，并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收益。于是，文化遗产就成了一种可以增值或升值的文化资产、或文化资本。基于这种市场化的消费拉动与利益诱致，维护、开发文化遗产成为当今许多地方政府愿意为之乐此不疲的大事，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名义下，他们积极组织规划、筹集资金，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必要的维修保护，有的甚至不惜进行商业化包装，千方百计申报各级历史文化遗产，以吸引国内外的游客来此进行“文化消费”。于是，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一下子从“包袱”变成“财富”，从老古董变成摇钱树，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阳光产业”。这种基于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开发与保护，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存在与延续来说，其祸福利弊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与现代社会消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因此消失，相反，可能潜藏着严重的因被过度消费导致文化遗产资源更加稀缺的危机。这就需要认真思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指导思想或基本理念问题。
四、人文本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基本理念
概而言之，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可以区分为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两大方面。正如文化遗产经济学者所说的，我们不否认文化遗产可以产生的经济收益，但是我们更关注文化遗产的人文属性。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凝结和体现着人的目的与意志，代表着人的类本质力量，广义地说，它是一种与“天文”相对的“人文”现象。特别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历史文化遗产见证了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艰辛历程，表达着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足迹与成就，作为文化遗产．它们犹如一滴滴水珠．汇聚形成了人类人文主义的历史传统之河，更为重要的是，在近代社会里，它做为人类保持历史记忆与生命延续、体现文化多样性的主要方式，被视作“和基本人权相关联”，“对一个社会的长久健康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属性，而且这种人文价值属性正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
基于此，在开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实践中，就应当确立人文价值本位的基本理念，即无论是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维修、保护、抢救，还是进行旅游开发或市场消费，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属性为根本出发点和主要评价标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人文需求，包括历史、宗教、美学、伦理等方面的多维需求。具体而言，这种人文价值本位理念体现以下几点：
1．人文优先原则。对历史文化遗产人文价值的追求与关照，是人文价值理念的优先体现。即首先用合乎人性的思想原则。保护开发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内涵，满足人对真、善、美的追求。特别是当追求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可能影响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时，应毫不犹豫地舍弃其经济价值的实现而维护其人文价值。即使是为了开发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也要着眼于其人文价值的展示，使人生活环境向更加人道、更加和谐的状态发展。比如，对祭祖、庙会等民俗，是几千年来民族传袭下来的生活风习，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感。在现代社会中，对这些习俗优先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并满足人的需求，就是对人的生活原则的最高尊重。
2．人文生态原则。历史文化遗产的创造与传承都与特定的人文环境休戚相关，是民众生存发展的一个点或一个载体，集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艺术与审美等于一体，形成自主互动的人文生态系统，构成人赖以立足的生命家园。人文生态的保护开发原则，是确保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开发过程中不能只看历史文化遗产的单一事项或代表事项，忽视与其相关的其他事项的保护与开发。比如，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生态博物馆，是以苗族中的独角苗的生活内容建起的保护独角苗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态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可以看见他们的茅草顶居民住房，老年妇女坐在门口的织机前织布，背上还背着孩子；走崎岖的路，还可以看见苗族姑娘背水的情景等完整的苗族人的生活历史与场面。这是人文生态保护原则的具体实践体现。正如博物馆专家马克·摩尔所谈到的：“生态博物馆是一面镜子，当地的民众可以在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文化、认识自己的文化、接纳自己的文化，并为自己的文化骄傲和自豪。作为游客来说，游览以人文生态原则保护开发的历史文化遗产，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真实完整丰富的人文意义和浓郁的人文风情，而非历史文化遗产的碎片。
3．人文秩序原则。“人群秩序、国家秩序、自然秩序，这些哲学上的重要课题在世界遗产中会频繁出现”。可以断言，历史文化遗产的形成渗透着被创造、传承到创新的人文秩序。比如，中国的皇宫，以南北为中轴线，座北朝南；宫外有城，城城包围；整个建筑分为前朝和后廷两部分，前朝与后殿的建筑规制上，表现了一种方正均衡空间秩序观、等级分明的政治秩序观及内外有别的伦理观。再如北京的天坛、地坛的建制与位置等反映了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观。我们今天保护与开发历史文化遗产坚持的人文秩序原则，一方面让人们充分了解我们历史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既定人文秩序，把握既定人文秩序的在实践中的运用；另一方面满足人们不断地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追求的生存发展的秩序需要。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与保留不是盲目的、无序的，而是人有目的、有秩序地创造与传承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也应遵循这一人文秩序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对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满足人的不同层次的生存秩序发展需要，而不是机械地为保护而保护，为开发而开发。
4．人文持续原则。历史文化遗产包含着人持续发展的基因、要素、结构、能量和生命链，蕴涵着人生存发展的全部秘码。“人类的进化也是以物化的方式才得以巩固、保存、积累和延续的”，这种物化的方式，既“表现为人自身自然的人化印迹，如直立行走、手的形成、脑的发育、发音器官的改变等”，也表现为人类创造、传承的客体历史文化遗产，即便“人的天赋、才能、情感、个性也大多与一定的物质形态有对应关系，并通过遗传稳定延续下来”“。这些物质形态也不乏历史文化遗产的展示，如敦煌壁画，“壁画的内容大多数是佛教题材。也有不少壁画描绘中国占代的各种社会生活，如帝王出行、官员礼佛、弹琴奏乐、歌舞百戏、农耕捕鱼、冶铁酿酒、摔跤射箭、比武竞技、结婚送殡等等”””，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人的天赋、才能、情感、个性，展示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风貌。“壁画中所描绘的建筑。内容更为丰富。有以‘极乐世界’形式出现的大量宫殿楼阁，还有寺院坛塔、城池关口、宅院草庐、梯架桥梁等。结构真实，描绘精细，与窟檐和石窟结合起来，便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建筑资料史圳，是现代建筑设计的灵感源泉。坚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人文持续原则，就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在人的持续发展上的生命基因和精神动力，以及历时性的人文状态在现实与未来中共时性展开；以人文的视角关心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守住人类持续发展的生命之根，而不是把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现代人私有独享的急功近利的工具。
需要说明的是，强调在历史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中人文理性应当高于技术理性，并不是用人文理性简单地否定或代替技术理性，也不是否定科学技术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中的重要作用，而是通过对人文理性的张扬，从人的道德性及思维自由的本质出发，确立一种能指导和驾驭科学技术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应用的人文理性。这样，才能使技术理性的应用和发展纳入人文主义的轨道，而不失去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人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